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相關論述回顧：
諾貝爾獎得主於中文大學談中國與全球經濟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六日
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二零零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教授今日於香港中文大學主持講座，題為「中國與全球經濟：挑戰、機遇與責任」。講座吸引了約四百人出席，包括中文大學師生、各國駐港領事、證券界及學術界人士等。
史迪格里茲教授在講座上指出，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對全球經濟帶來重大影響，但認為這並非零和遊戲，相信中國的成功能促進全球經濟繁榮穩定。他又表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國帶來了機遇，包括開拓世界市場、資金與科技的流入等；但同時亦意味著中國要進行多方面的變革，例如提高國內生產力，而其銀行及財金機構亦應更切合市場經濟。
史迪格里茲教授表示，發展中國家意識到以美元作儲備貨幣的風險，對全球儲備制度亦日益不滿。他認為，在改革此儲備制度的過程中，中國將擔當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產生示範作用，她亦可透過雙邊貿易協議等，協助建構一個更公平的全球貿易制度。他又指出，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消耗大量能源和製造污染，應該承擔責任，採取可持續發展措施，並協助達成減低污染物排放的全球協定。
史迪格里茲教授為國際知名的經濟學大師，以研究全球經濟政策著稱。他曾於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執政時期，出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為白宮出謀獻策；後於一九九七至二零零零年間，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兼高級副總裁。史迪格里教授對世界各地經濟決策過程有深入了解，經常就亞洲和拉丁美洲之金融風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情況、貨幣政策，以及全球化問題，提出精闢獨到之見解。
史迪格里茲教授學術成就卓越。他開創了「資訊經濟學」這一門新經濟學系統，分析在資訊不對稱下出現的情況，並提出逆向挑選、道德風險等嶄新觀念。這些理論，現已成為學術界以至政策分析員的常用理論。二零零一年，史迪格里茲教授與斯彭思教授（Professor A. Michael Spence）及阿克洛夫教授（Professor George Akerlof）一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們對資訊不對稱的市場分析所作出的開創性貢獻。
此外，史迪格里茲教授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為全球多間大學採用；而他二零零一年的著作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為世界暢銷書，已被譯成廿八種語言。
史迪格里茲教授一九四三年生於美國印地安納州，一九六七年於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大學，現任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一九七九年，獲美國經濟學會頒發John Bates Clark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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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格里茲分析 美金融災難 五個財金失策肇禍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Stiglitz）在2009年一月號的《浮華世界》（Vanity Fair）月刊發表長文，析論近年美國五個財金失策。史迪格里茲曾任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以下是該文摘譯：
金融危機造成的最危急威脅，總會有舒緩的時候，屆時的任務將是為未來的經濟施政步驟擬定方針。而在辯論未來政策的背後，其實是對歷史的辯論，辯論是什麼原因導致我們目前的處境？所以有必要把歷史搞清楚。
放任市場 責在葛林史班
第一大錯是開除伏爾克。一九八七年，雷根政府決定讓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伏爾克（Paul Volcker）走路，換上葛林史班。伏爾克擔任美國央行總裁恰如其分，在他任內，通膨從一一％降到四％，表現卓越，照說應該連任，但伏爾克知道金融市場需要受到規範，雷根不要這種人。聯準會有兩大功能，一是控制資金的鬆緊，二是規範金融市場。葛林史班則扮演兩種角色，他在前幾年讓資金大門開到最大，並放任市場自由競爭。資金氾濫加上對市場缺乏規範導致災難。
葛林史班任內發生兩場金融泡沫，一是科技股泡沫，二是房市泡沫。身為聯準會主席，葛林史班有很多工具去對付泡沫的發生；例如在科技股飆漲時，他可以下令提高融資的自有資金部位；在房市飆漲導致可能形成壞帳的次貸大量增加時，他也可以對次貸加以限制。但他都沒有做。
拆毀銀行長城 掀購併潮
另一個釀成大禍的因素是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信用違約交換」，其錯綜複雜的程度幾乎沒有人能完全搞懂。巴菲特說過，這等於是是「金融版的大規模毀滅武器」，可見其風險之高，但負責監理金融體系的機構，包括聯準會和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都放任不管，擔心採取任何規範行動都會妨礙金融體系的「創新」；但創新是雙面刃，可以好也可以壞。
第二大錯是拆毀長城。一九九年十一月，美國國會廢止了《葛拉斯－史提格爾法》，這是金融業花了三億美元的遊說成果。《葛拉斯－史提爾法》旨在區隔以貸款為主的商業銀行和以安排債券與股權銷售的投資銀行業務，以防止嚴重的利益衝突。該法廢止之後，美國金融市場立刻掀起一股併購風潮。
廢止《葛拉斯－史提格爾法》的最嚴重後果在於改變了整個金融界文化。本來商業銀行不應該涉足高風險投資，因他們的錢都是一般客戶存款，理應保守經營；至於投資銀行一向是替富人理財，為了追求高報酬，願意承受高風險。《葛拉斯－史提格爾法》一旦廢止，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得以合併，投資銀行的文化大行其道。
找錯藥方 減稅鼓舞投機
第三大錯是找錯藥方。二○○一年六月七日 ，布希總統開始大幅減稅，特別是減輕富人的資本利得稅，導致投機致富者的稅負比勞工階級更輕；更要命的是，這個決定鼓舞了槓桿操作，因為利息支出可以抵稅。比方說，借一百萬美元去買一戶房子，每年支付的利息可完全扣抵，加上利率一再降低，美國人樂得拼命借錢享受，儲蓄率降到零。我們用借來的錢過日子。
數字造假 扭曲資訊做價
第四大錯是數字造假。在做假帳的「世界通訊公司」和「安隆公司」相繼倒閉之後，美國國會於二○○二年七月卅日 通過《薩班斯－歐克斯利法》。但此法還是未觸及企業潛在的根本問題：認股權。
認股權被形容成可對公司良好治理提供健康誘因，其實只是「誘因報酬」的別稱。一家公司如果經營良好，執行長可藉由認股權獲得豐厚報酬，如果經營不佳，執行長透過別的方式照樣進帳滿滿。認股權另一個問題是提供做假帳的誘因，公司管理高層為了做高股價，往往會提供扭曲的資訊。
第五大錯是止不住血。七千億美元金融紓困方在十月三日 通過，是這波經濟危機最後一個轉折點。布希政府原本一廂情願，希望金融風暴很快就會過去，等到金融機構一家接一家面臨倒閉，終於推出壓箱底的紓困計畫，但這個方案就像大量輸血給一個不斷內出血的病患，如果找不出問題根源還是無救。
紓困止不住血 只能治標
問題的根源在於信心的喪失。布希政府口口聲聲要建立信心，但其所作所為只是在搞信心噱頭，如果政府真的要恢復對金融體系的信心，應該開始處理最根本的問題：有瑕疵的誘因結構以及不夠充分的監理系統。
上述所有錯誤歸根究底，大多可歸納成一個：相信市場可以自我調整，政府的角色應該降到最低。
葛林史班今秋在國會作證時曾說：「我發現了一個瑕疵。」眾議員魏斯曼追問：「換句話說，你發現你對世界的看法，你的意識形態，是不對的，是行不通的。」葛林史班回稱：「正是如此。」美國和世界上很多地區都擁抱這種有瑕疵的經濟哲學，導致我們無可避免地要落到今天這種處境。
李鈞震：
史迪格里茲，少分析四點，
第一：1文化因素。美國社會充滿拜金、投機、不守信用的文化，導致社會大眾無心好好工作、學習一技之長、加強專業訓練。投機風氣，使得各種商品都充滿投機、賭博味道。美國文化，也缺乏精緻的農業、工藝訓練精神。
第二點：2教育因素。美國社會「終身學習」的風氣，不夠廣泛；技術職業訓練，不夠扎實。這導致美國的製造業生產效率不如德、日、台灣，導致美國必須依賴中國的商品，造成美國產業空洞化。
第三點：3社會因素。自由市場，必須建立在公平、正義的社會當中；美國的社會結構對弱勢的照顧不周，社會福利不夠完善，對國際的人道救援太少，對世界上的人權崇高信仰不足。這導致美國社會仍然充滿拜金主義、階級歧視、自私主義，最後導致商業市場充滿詐騙風氣、不重誠信。
第四點：4謙卑心理因素。美國社會缺乏謙卑的心理因素，不會謙卑的對其他國家的文化加以學習，因此高估自己的能力，低估其他國家的智慧，導致學習包容能力不足。例如，美國社會普遍歧視伊斯蘭文明、日本敬業精神、台灣的改革精神。如果美國認清自己的造車工藝不如日本，應該謙卑的為日本汽車代工，學習當老二。
5、史迪格里茲，少分析的四點，也正是他的個人人格弱點與學術盲點。
6、美國的次貸風暴，最根本的問題在於「信用問題」，未來信用問題會更嚴重，沒有投資人敢買美國的國債、股票；股市募不到資金，企業會倒閉，導致更多人失業；美國的國債也沒人敢買，導致美元大幅貶值；美國又缺乏精緻的製造業，美國的信用將會破產。因此，美國工業無力復甦，將會走向比日本更長的長期經濟停滯。
7、美國與歐盟為了挽救失業的問題，必須要重新投入更多的人力在製造業與農業上，如此失業問題下降，世界經濟風暴才會停止；如果美國與歐盟的製造業與農業復甦，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就不重要，中國的出口將會完全停滯，這也會是台灣的災難。
8、中國如果出口停止，加上他的國內市場將受到全世界列強的控制與攻擊，中國的所有國營企業與私人企業，將一敗塗地，也許只剩下少數的台商可以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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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史迪格里茲的三個誤會
2009-7-02 21:08 作者：社論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近年來活躍於世界社會論壇等「另類全球化」的場合，擔任發表重要演說的嘉賓，在著作和講稿中對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華盛頓共識的執行者多所批評，也成功預言自由放任的美式資本主義將發生危機，陷億萬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不少人將史氏視為當代反對自由市場的先鋒，對「全球化」最有力的批判者，但史氏日前卻為文否認與澄清，才知原來這只是一場誤會。
第一個誤會是以為史氏反對自由市場，其實恰好相反，他是自由市場的催生者與創建者，深知市場不會自然產生，需要國家或市場外的力量加以鋪陳。這是世銀的「初衷」，也是史氏身為首席經濟學家念茲在茲的課題，如何讓自由市場擴張並健全的運作，而非殺雞取卵的放任特殊利益團體恣意掠奪，才是史氏關心和批判美式資本主義的焦點。他在文中言明，沒有任何成功的經濟體可以不依靠市場，國家強力介入市場，只會帶來更多貧窮。他憂心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於對他的誤解，雖然不至於讓老式共產主義再起，但卻回頭擁抱過度干預市場的政策。
第二個誤會則是以為史氏乃第三世界的擁護者，故譽其為當代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不過實際上他始終以美國的利益為優先。史氏強調政府與市場角色的「平衡」，國家機器要有效的發揮調節功能，不能讓特殊利益者團體為所欲為；更重要的是他未言明的前提，即如此才不會危及美國的霸權地位。曾在國際分工下作為美國附庸的東亞國家，其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在史氏看來是正面而適當，有助於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分工形成；然而，如今的中國和拉美雖同樣以國家為強力發動機推行資本主義，卻因為挑戰了美國一極稱霸的地位，而被指為破壞「平衡」。史氏不得不在文章中以非經濟的理由（民主）來責難這些國家的政府，已經逾越了分際。
第三個誤會，是史氏本身的誤解或刻意製造的危言聳聽，彷彿若不擁戴自由市場，就是支持國家干預，把社會主義等同於全面國有化，甚至暗示其必然不民主。其實社會主義是徹底的民主，不只在政治上，連經濟上也貫徹民主，由不得資本家獨斷獨裁。當史氏揭露「全球化」的荒謬後，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察覺資本主義的不合理，拋棄史氏開出的處方，尋求資本主義之外的道路，史氏反而緊張了；可知他向來不是先鋒，而是群眾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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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格里茲：美國消費支出強勁復甦的機率非常低
精實新聞 2009-09-04 14:09:33 記者 賴宏昌 報導
彭博社報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3日表示，目前龐大的過剩產能意味著短期內美國經濟將面臨通膨減緩甚至是通貨緊縮的威脅，在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生產力竄高的情況下薪資甚至可能下滑。
Thomson Reuters報導，史迪格里茲3日還表示，美國消費支出強勁復甦的機率非常低。他說，美國經濟呈現「W型」復甦的機率非常高，但第2個低點也許會高於第1個。
史迪格里茲上述談話與美國達拉斯聯準(FED)總裁Richard W. Fisher的見解不謀而合。Fisher 3日也表示在可預見的未來通貨緊縮(而非通貨膨脹)將是美國經濟所面臨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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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未來》(Free fall) 揭發中產階級被掏空的真相
從歷史借鑑，走出次貸迷霧 朱雲鵬(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
多年來，我們所信任的市場機制，那雙看不見的手，是否真的萬能？
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所撰寫的《失控的未來》，仔細探討了近一二十年來，美國所信奉的自由放任市場主義是否真的有益於人類的福祉。藉由史迪格里茲淵博的學識及民胞物與的精神，旁徵博引的引述經濟大蕭條、世界大戰等實證，我們驚覺原來歷史是不斷的重演，只是被包裝得五花斑斕，如同次級房貸的風險般：我們迷路了。
本書由危機背後的原因談起，藉由2008年的金融風暴，討論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場未必能夠帶來理想中的社會，並且討論美國小布希政府之下，錯誤或冒險的政策決策演變成如今的情勢。金融業在這次危機當中，一方面從高紅利的薪酬制度獲利，卻遺忘了風險的控管、銀行業的本質，卻又扮演了被害者的角色，訴說著金融危機這一場悲劇。史迪格里茲自比為凱因斯的信徒，提出政府出手管理金融機構的時刻到了。難道我們必須每次都要經過錯誤學習嗎？良好的管控政策若能有效保護中小企業、一般民眾的財富，就應當為之。
無論如何，政府在現代社會當中都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第一，政府必須針對金融業進行管理，恢復起人民與金融業的信任關係。過往，我們相信市場有其恢復機制，政府伸手管控勢必會影響其發展。但是過度的自由放任下，導致銀行業與民眾的不信任、銀行業與銀行業之間的不信任，最後使得資金無法順利流通，閒置的資金又隱含了更大的危機。其二，政府必須也有需要提出願景，決定一個國家未來的定位與走向，並且堅定的朝此願景前進。我們必須明白，一個國家的富足，在於民眾的需求、中小企業的發展，這些，是金融業的根本，但卻也是目前漸行漸遠的道路。政府應當扮演起督促的角色，讓經濟不再暴露在層層的風險包裝之下，將錢投入在更能創造福祉的建設上。
全球化的現今，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經濟局勢勢必無可避免。藉由史迪格里茲對於美國金融危機的檢視，我們了解到，如今的經濟衰退問題不單只是單一國家的責任，而改善這一長久以來依靠著泡沫維生的經濟體系，也並不只是單一政府的任務。隨著國際化，多邊貿易如火如荼的進行，彼此唇齒相依下，嬴弱的經濟體質是全球的負擔。借鏡於台灣，正值產業轉型階段，過去以出口導向的發展目標勢必面臨考驗，相信此書對於政府、產業、銀行業甚至是一般民眾，都能有所裨益。
改革經濟學的重量級呼聲 南方朔(文化評論家)
多年來，我們所信任的市場機制，那雙看不見的手，是否真的萬能？
1980年代，政經社會學界新興了一門跨學科研究，研究的主題就是「國家角色」。它關心的課題包括了「國家」做為一個自主的「中介者」（Agent），在現在國家建造、社會形成、經濟發展、所得重分配、新的合理性塑造等方面曾扮演和應扮演的積極角色。
而「國家角色」會當時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其實正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氣氛。1980年代正值戰後思想再度重塑的關鍵階段。有一端強調市場、公司，以及市場和公司所主控的社會，並把國家角色非法化。而國家主體的政府則被說成是個應該愈小愈消極愈好的必要之惡。於是才有了另一端強調國家角色的興起。只是人們也知道，從1980年代到2008年，時代的風向其實是要往保守這一邊吹，私人、公司、市場這些概念都被神聖化和萬能化。於是國家角色遂被邊緣化。最核心的「市場」這個概念則取得了主導地位。市場有效和可以自動矯正這種說法幾乎成了每個人的口頭禪。國家最好什麼都不要管的「鬆綁論」則成了萬靈丹。這些元素建構出了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自從2008年次貸風暴、金融海嘯、全球深度衰退迄今，以顯示過去的那一套遊戲規則所造成的系統性偏差，已使它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於是對經濟學，甚至對資本主義整個體制的反省，在最近兩年裡興起，而在這個反省過程裡，史迪格里茲則無疑的具有領頭羊的重要性。他的這本《失控的未來》（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今年一出版，立刻獲得各方重視，原因即在於本書具有高度的啟發性。本書出版後，美國的評論家和經濟學者的關心焦點，乃是他對歐巴馬政府紓困措施的抨擊，和對美國市場體制偏差的討論。而我所看重的則是〈經濟學說需要革新〉與〈迎向全新的社會〉這最後兩章。因為當代經濟學在近代自我定義的過程裡，早已將經濟的合理性窄化及脫離人文化，能夠把世界及社會捏為一個「相互」的整體，已極鮮見。史迪格里茲能從根本處呼籲經濟學的改革及致力合理新社會的建造，乃是一個重要的知識新起點。這才是本書含金量最高的部分！
近代美國經濟學界常用兩個口頭禪：「市場決定價值」和「經濟學決定世界」。這兩句話看似有理，但卻充滿了弔詭性。因為這兩句話裡，其實已等於賦予了掌握市場的公司至高無上的權力。而為它背書的經濟學則儼然有了塑造世界秩序的權威身分。這兩句為「有效市場論」營造合理性的說詞辭。在長期的系統運作下，其實已等於合理化了人類經濟行為裡「自利」最極端形式的「貪婪」與「投機」。而反映在國家角色上的，則是在鬆綁之名下，各種奇怪的「創新」層出不窮。金融衍生性商品的創新與氾濫，各種以欺騙造假為實，但卻以創新為名的會計及帳目操作，各種不計後果的槓桿模式。它到了最後，所造成的乃是風險的無限升高，以及今天這種國家債務持續擴大，而社會財富日益不均的情況。而風險一旦表面化，人們財富蒸發及失靈的問題即告出現。史迪格里茲對這些問題所做的解析，在同類著作裡可說是最清晰的。
在當代經濟學家裡，史迪格里茲最特出的原創貢獻，絕對是針對「市場有效論」提出了市場非完全論。他的理論在2008年已獲得證實。因此他對市場的問題，以及國家角色的觀點，可謂切中時弊。但他可不是一般的評論者，而是對未來有願景的思想家。因此當人們在閱讀他這本著作時對需要看重的，乃是他試圖改革經濟學思維模式，進而改善社會的宏願。1980年代美國自由主義學者、當代精英有許多人在思考國家角色的新定位。在三十年後的現在，這派學說應該到了再起的時候！
2012年10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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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86748&id=8&id2=2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洲復甦前景悲觀
時間：2012/10/31 新聞引據： 中央社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土耳其切斯美(Cesme)接受彭博社訪問時表示，他對歐元區經濟復甦抱持「非常悲觀」的態度。
史提格里茲表示，歐洲的問題就是持續堅持採用撙節措施，在沒有共同的銀行框架之下，歐洲的問題將會惡化。
彭博經濟師鮑爾(David Powell)今天(31日)表示，歐盟財政首長會議將在希臘削減債務勢不可免的議題上打轉。
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會理事科爾(Benoit Coeure)也在今天表示，歐洲經濟情況仍相當嚴峻。
史提格里茲表示，歐洲的問題就是持續堅持採用撙節措施，在沒有共同的銀行框架之下，歐洲的問題將會惡化。
彭博經濟師鮑爾(David Powell)今天(31日)表示，歐盟財政首長會議將在希臘削減債務勢不可免的議題上打轉。
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會理事科爾(Benoit Coeure)也在今天表示，歐洲經濟情況仍相當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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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格里茲的經濟處方 2011-07-14 『破報』第669期
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想必大家都還記憶猶新，儘管台灣因為金融市場開放性不足而躲過一劫，但仍有不少金融衍生商品的受害者。事實上，這場危機是否已經結束還眾說紛紜，有些學者認為全球景氣已經緩慢復甦，但也有不少專家認為會陷入二次衰退，希臘目前雖然暫時渡過難關，但義大利隨之被點名，甚至就連 美國的國家債務也已達到法定上限，八月二日 就是美國會否破產的最後期限。
由於整個經濟危機的災情慘重，不但所謂「大到不能倒」的跨國金融企業陷入破產、重整、等待紓困的險境，就連主權國家都不能倖免於難，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應聯合國之邀出面籌組並擔任「聯合國金融專業委員會」的主席，希望能結合各國相關專業的學者專家提出改善的具體政策方案，這本《扭轉全球化危機：史迪格里茲報告》就是史迪格里茲提出的報告，除了檢視危機的成因及衝擊影響之外，也提出了診治的處方。
史迪格里茲在《扭轉全球化危機》開宗明義就指出，我們必須要重新、全面衡量目前的全球經濟協定和主流經濟學說，亦即，正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或市場基本教義派、或華盛頓共識的根本概念或理念，直接、間接地導致了這場規模宏大的全球經濟危機。確然，從危機發生至今，新自由主義和所謂的「邪惡的三位一 體」（IMF、WTO、世界銀行）早已被抨擊過好幾輪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根本站不住腳，在資訊嚴重不完整且不對稱的情況下，參與者即便是理性的、也未必能根據其理性的預期做出理性的決定，其次，市場也根本不能自我調節，事實上，整個市場都失靈了，不然幹麼要求政府投入大量資金紓困？而這也正是最矛盾 的一點：主張要放寬監管、全面自由化、越少干預越有效率的自由市場最後卻需要政府介入紓困。換言之，史迪格里茲明白指出，這次危機是「支持解除監管以利市場效率運作」的後果。
當然，如果史迪格里茲的《扭轉全球化危機》只是提出上述主張，那就毫無新意，最多只是讓世人注意到聯合國又多了一個委員會。在我看來，《扭轉全球化危機》最有創見的地方倒還不是提出「全球風險社會」需要「全球治理」的概念，畢竟，德國社會學大師貝克（Ulrich Beck）老早就已經以三大卷巨著提過同樣的概念了。但是，以「系統風險」的理論架構來理解全球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包含如能源危機、糧食安全問題、氣候變遷議題和金融/經濟的不穩定性、南北半球發展不平等、以及削減貧窮的重大挑戰，並且直指這其中有千絲萬縷的密切關聯，如要真正解決問題，就必須整體認真地嚴肅看待各些乍看分屬不同領域但實則息息相關的問題、不能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則或許是「聯合國金融專業委員會」所提出最負責任的建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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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故弄玄虚的货币把戏
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系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美国克林顿总统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的近作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已于今年6月4日 出版。
本文为Project Syndicate专栏文章，经授权转发，中文审改版属华尔街见闻。
大西洋两岸的央行9月都采取了非同寻常的货币政策措施：美联储宣布推出外界等待已久的“QE3” （第三轮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宣布将无限量购买受困欧元区成员国的国债。市场反应热烈欢腾，比如美国股市就涨到了后危机时期的高点。
另一些人担心，最近的货币措施今后会助长通胀，鼓励政府无节制地开支。右翼政治势力尤其这样担心。
事实上，批评者的担心和乐观者的欢欣都没有确实的保证。如今，大量产能利用率低下，近期经济前景十分黯淡，严重通胀的风险已经很小。
尽管如此，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行动还是给出了三个本应让市场冷静下来的信号。
首先，他们说的是，此前的行动未见成效。其实，全球重要央行应该承担危机的主要责任。但这些央行解决自己所犯错误的能力有限。
其次，美联储宣布将超低水平的利率保持到2015年年中，这意味着美联储预计，无论怎样，短期内都不会复苏。对于经济状况远不及美国的欧洲来说，这是个警告信号。
最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说，市场不可能很快自行恢复充分就业，需要提供刺激。这可以算作反驳一些欧美人士，那些人呼吁采取南辕北辙的措施——进一步紧缩。
但大西洋两岸所需要的刺激是财政刺激。货币政策已证明是无效的，增加货币政策不可能让经济回归可持续增长。
根据国际经济学模型，增加的流动性会导致借贷增加。这部分新增贷款主要流向投资者，也有一些贷给消费者。这样就可以增加需求和就业。但请想一想西班牙这个实例。西班牙银行系统流失了大量资金，由于欧洲国家没有认真推行共同银行系统，这样的资本逃逸还在继续。而在延续目前紧缩政策的环境下，仅仅增加流动性并不能振兴西班牙经济。
美国也是如此，政府唯独忽视了为中小企业提供大部分贷款的小银行。不管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执政时期，联邦政府都拨发了数千亿美元支持超级大银行，却放任数百家前述具有关键重要性的小贷款机构倒闭。
可即使银行变得更加健康，贷款也会受限制。毕竟，小企业依赖抵押贷款，而主要的抵押物——房地产的价值比危机前水平还低三分之一。而且，由于房地产领域产能严重过剩，降低利率几乎无法恢复房地产原有的价格，更不可能吹起新的消费泡沫。
当然，边际效应是不可能排除的：QE3使长期利率出现微小变化，这可能会让投资略有增加。有些富人会利用股票价格暂时上周而增加消费，也有少数家庭因此能再融资自己的住房贷款，供房负担减轻也能刺激他们消费。
但大多数富豪明白，暂时的措施只能让股价短暂的波动，远远不足以支持挥霍性的消费。此外，报告显示，长期利率下降的好处只有很少一部分流向了屋主，最大的受益者看来是银行。许多想再融资按揭的人没有受益，因为他们的房产仍然“在水面以下”（即他们的住房贷款超过了房屋的潜在价值）。
在其他方面看，美国可以从低利率引起的美元贬值中获利，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受害者将是美国的贸易伙伴。但欧洲利率也很低，全球经济又在减速，所以美国得到的好处可能不但不多，甚至还很少。
一些人担心新的流动性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例如商品价格上涨，这很像是对美国和欧洲消费者征税。那些量入为出的老一辈人将收入都用来购买政府债券，他们得到的回报会更低，于是就进一步限制了他们消费。低利率还会鼓励有意投资的企业将资金投入固定资本，比如高度自动化的机器。这意味着即使经济复苏，也相对而言没有创造就业。简言之，充其量是益处很小。
在欧洲，货币政策干预有更大的潜力提供帮助，但也存在让形势恶化的类似风险。为了减轻人们对政府恣意挥霍的忧虑，欧洲央行对其债券购买计划设定了前提条件。但如果这些条件会像紧缩政策那样发挥作用，没有辅之以相应的增长措施，则更有可能是在放血：病人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可能在得到真正的解药以前就一命呜呼。因为担心失去经济主权，欧洲各国政府不愿向欧洲央行求助，而只有他们开口求助，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欧洲还有一个风险：如果欧洲央行过于关注通胀，那么当美联储试图刺激美国经济时，利差会导致欧元升值（至少欧元会比美联储并未那么做时价值更高），这将影响欧洲的竞争力和增长前景。
对欧洲和美国来说，现在的危险是政客和市场都相信货币政策可以重振经济。不幸的是，目前货币政策的主要影响将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会刺激增长的措施上移开。后一类措施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促进贷款增加的金融部门改革。
此次衰退已有五年之久，而且仍不会马上结束。简而言之，这就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要表达的意思。我们的领导人越早承认这点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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